中国自古重视人情，人情往来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。但是如今的送礼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礼尚往来”，而是失去了“礼”所包含的敬重之意，变成了利益交换的手段。
礼物关系中的“感激”和“利人”一样，也具有两重性。礼物一方面驱动形成密切的人际关系，但另一方面又令人忐忑不安。
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，从中央到地方，连出禁令，狠刹公款送礼、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。然而，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送礼“惯例”，单靠禁令就真能刹住吗？
忐忑不安的礼物
今年中秋节前，某企业的中秋送礼单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礼单显示该公司送礼范围覆盖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成都5个区域，总计人数360人，其中仅某一个机构部门就送出280多份礼物。
在礼物的“含金量”上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一般部门领导送3000到5000元，部门里的关键岗位1000元，部门里的普通联系人500元。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，该企业为什么不惜血本、顶风而上地进行“关系维护”呢？
对这个问题，多年来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心知肚明：礼物不只是送给个人，而是送给权力。送礼如今已经越来越演变为一种“投资”，打点好“人情”，自然会有回报。
其实很多年以来，不仅仅是商业味道浓厚的企业会进行这种“投资”，甚至一些普通员工也在节日给领导送礼上多花些心思。一位工作不久的普通职员曾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，在就职后的第一个年底，就有亲友好意提醒他：“快年底了，一定要给领导送礼，不然一年就白干了。”
这种风气，甚至已经渗透到学校、幼儿园。在教师节等节日，部分教师面对学生送来的豪华礼物深感为难。一位教师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，教师节如果收到问候的短信、电话，或者简朴的小礼物，总让她感到职业自豪感、责任感和师生间的温情，而过于贵重的礼物，或者与学生身份不符的名贵烟酒等，总让她觉得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。
而学生的家长则有另一种说法，一位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的家长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说，自己送礼纯粹是跟风，担心别人送了，自己没送，孩子会受委屈。
病人送医生礼物也是出于这种担心：“你们没有听说医疗事故吗？赶快送礼吧。”
对礼物的意义，华人学者、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曾写道：礼物关系中的“感激”和“利人”一样，也具有两重性。礼物一方面驱动形成密切的人际关系，但另一方面又令人忐忑不安。
无法拒绝的联盟
礼物在社会关系的内涵中，有着深层、复杂的意义，是人类学一个热点话题，很多人类学家都对“礼物”的内涵，甚至它和人类精神的关系，进行过深入探讨。
最早对礼物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是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·莫斯。英国人类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礼物的“互惠原则”：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回报，一个人回报是担心对方终止给予，一切的礼物交换都应被置于一种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来解释。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，莫斯也表示认同，礼物“不是真正无关利益的……其着眼点不仅在于偿付服务与物品，还在于维持一种有利可图的而且无法拒绝的联盟”。
近些年，一些中国学者把礼物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，总结出了礼物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。
文化人类学家阎云翔指出，互惠原则在中国礼物交换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并且变得更加丰富了。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社会、中国人与经典人类学作品中的人群有所不同。
学者杨美惠在《礼物关系学与国家》一书中指出，在中国文化氛围下，每个人都像是生活在一张无边的网络之中，而其中每个人与他人的联系就变得极端重要，这种文化氛围，同时造就了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压力：一方面，一个中国人要安身立命必须要处理好人际关系；然而过分偏重这些，却又会使得他在某些情境下，难以作出人格独立的判断。
例如，面对这种压力，一个手中有权的官员很容易处于两难境地——这种困境正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遭遇。
出路：制度的完善
学者阎云翔指出，近几十年尽管中国粉碎了旧有的制度，却并没有成功建立起公平、平等的社会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和新的人身依附关系，更刺激了人们去参与礼物交换角逐的愿望，并使交换竞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。
对此，徐贲在文章中写道：“礼物涉及了一系列现代社会人际组织和人际关系的基本问题，自由和自足、计算和自发、感激和利人、被控制和被利用、等级和权力。这些与礼物有关的问题也是与人的社会义务和权利有关的问题。”
因此，很多学者赞成要把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”，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“严格的党纪政纪和相对宽松的刑事处罚之间存在很多不衔接之处，使得违纪往往‘太容易’，但官员因腐败而被司法判刑的比例却较低。”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表示。
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则认为：“从源头上管好公共财政,还需更加详细的预决算公开，让公众能够对‘钱是怎么花的’进行有效监督。”他认为监督机制的完善，有助于职务行使过程的规范，才能“挤压”可操作空间，进而杜绝“人情往来”与“权钱交易”之间的灰色地带。
在一些专家看来，当前的“人情往来”、“权钱交易”与“节日腐败”不仅使公共权力的健康运行受到影响，还败坏着整个社会的风气。
“当前，我国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之中，由于固有的制度体系被渐次打破，而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还尚未完全建立，为腐败提供了滋生蔓延的空间。在双轨制改革的过程中，很多机制是扭曲的，这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。”过勇如是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