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00亿礼品消费 是礼仪之邦还是“礼品大国”？

    春节已过，送礼再次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。中国向称礼仪之邦，靠礼仪维系、规范的人际关系，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。可惜的是，随着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的变迁，所谓礼仪，已经被片面地理解为一套打躬作揖、客客气气的社交程式，甚至蜕变为以人情往来为包装的利益勾兑规则。世风所及，礼仪之邦大有蜕变为“礼品之邦”的趋向。
    尽管如此，当有媒体经统计得出，中国每年礼品消费可能高达8000亿元之巨时，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为此惊讶。这个绝对可称世界第一的数字，足以让每个有正常思维的中国人羞愧而不安。
    送礼乃是人之常情，人人都会为收到一份贴心、精美的礼物而欣喜和感念。尤其对中国人而言，由礼尚往来维系的人际关系，远比靠法律、合同维系的契约关系更让人放心，中国由此而成为世界第一送礼大国也在意料之中。
    问题在于，当下的送礼文化却有两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发展倾向。一是一般意义上的礼尚往来，变得越来越普遍、泛滥，且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利益交换性质。过去往往发生在亲戚、邻里等熟人之间的礼尚往来，逐渐扩展到所有可能“有用”的社会关系之间。随之发生的则是礼物变得越来越“重”，当一盒月饼、一箱水果，逐渐被一个名包、一只iPhone所替代的时候，礼物也就从人际关系的润滑剂，演变为探路石和敲门砖，表面的礼尚往来背后，往往是更大的利益交换。
    其二，则是送礼正在演化为新的贿赂形式。名包、名表、名酒等奢侈品，早已成为公认的礼品新宠，而动辄数万、数十万的金额，使得送礼行为完全具备了行贿的性质。更何况那些可能价值连城的古董、字画等“雅贿”，不仅行贿时含而不露，即使在受到查处时，也会因为其价值难以准确估量而更为“安全”。正如一位北京市纪检委干部的介绍：“在近几年我们调查的官员受贿案件中，以价值而论，古董字画等艺术品已经超过房产成为排名第一的类别，而房产排第二，第三则是各类小件奢侈品。”
    以上两种趋向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，却也有密切的关联，就浅层而言，两种趋向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甚清晰，所谓人情往来再往前迈一步，其实就是贿赂。在以往的反腐案件中，贪官们最常用的自我辩护之一，就是把逢年过节收到的红包、礼物，归为正常的人情往来。但他们往往不愿回答或不敢回答的是：如果没有手中的权力，他们哪来的那么大面子。而从更深层次分析，两种趋向的共同指向，则是把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进一步“潜规则化”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和深入。
    清晰的规则、严格的契约精神，是法治社会得以顺畅运转，个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、保障的前提。但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，却提示我们远没有完成从传统人情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，甚至一度实现的进步，还有倒退的趋势。而且，这样的倒退趋势不分官民、贫富，而是波及各个阶层、渗透方方面面，整个社会呈现出按利益关系划分群体、按亲疏远近确定交往规则的“潜规则化”。这种看似人人都有空子可钻的潜规则，其最终的趋势却必然是强者愈强、弱者愈弱的丛林法则。对于试图努力建设一个现代、法治社会的中国，对于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尊严和机会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，这绝非福音。